在古代根據(jù)銅鼎可判斷人的身份地位

隨著具有中國特色的奴隸主宗法禮制的形成與發(fā)展，銅鼎已不僅僅實用，而成了體現(xiàn)奴隸主不同階層的尊卑貴賤的社會地位、等級身份、行為規(guī)范和藝術(shù)需求的一種標志。譬如拿青銅器中最主要的食器鼎來說吧，西周時期天子用九鼎，諸侯七鼎，大夫五鼎，士三鼎，規(guī)定得清清楚楚。

諸侯不能用九鼎，大夫也不能用七鼎，否則就是“僭越”、“犯上”。當(dāng)然也不能降級。天子用七鼎或五鼎，那就喪失了身份和地位。這些都是奴隸制禮制嚴格規(guī)定的，并不像后世誰有錢誰就可以多做兩鼎。不但鼎是如此，還有簋、甗、鬲以及作為酒器的爵、觚、觶、學(xué)等等。

一個奴隸主擁有多少品類、多少件，都是依據(jù)身份地位決定的。不僅如此，對于一個奴隸制國家來說，青銅禮器尤其是銅鼎之類的重器是社稷的象征。它的存亡就是國家的存亡，所以古書有“桀有昏德，鼎遷于商”、“商紂暴虐，鼎遷于周”的說法。顯然青銅器不是一般的實用器。對于一個奴隸主貴族及其家族來說，青銅禮器又是他們身份與地位的象征。

總而言之，青銅器被賦予了特殊使命，具有明貴賤、別尊卑的藏禮作用，從而形成我國獨特的禮器體系。此時的青銅器實質(zhì)上是宗法禮制在青銅器上的“物化”。春秋以后，由于奴隸制禮崩樂壞，銅器的藏禮作用也漸漸消亡。到了秦漢時又仿佛回到了青銅器的開始階段，成為純粹的實用品。青銅器的這一特點（也是本質(zhì)）深刻地反映了奴隸制社會的政治、經(jīng)濟與文化。

因為中國古代青銅器是國家社稷的象征，是宗法禮制的物化，是貴族奴隸主地位與身份的標志，所以當(dāng)時社會與個人都不惜財力、人力去制造它，導(dǎo)致中國古代青銅器數(shù)量多、質(zhì)量高、制作精美、流行時間長、流行范圍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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